首先，北方草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宝库。草原、苍穹、毡包、骏马、牧歌构成了一道奇丽的风景线，构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荣的生存模式和文化体系，展现了人类在不同自然条件下的非凡创造力，同时也为人们了解人类文化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和中化文化的丰富内涵，提供了开阔的视野。 
　　其次，作为中华文化的有机部分，北方草原文化不仅从中原农耕文化中吸收和借鉴了诸多有益的内容，充实了自己。而且也以自身的价值观和特色文化，对中原农耕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极具胆识的“胡服骑射”举措，改变了中原居民沿袭已久的着装习惯，改变了驾车作战的传统，并对未来中原民族的服饰发展，对中原军事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以上史实为世人所熟知，但事实上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服饰的影响远不止如此，从一定意义上讲，古代中原地区的传统民间服饰，基本上都可以视为北方民族服装的变体。根据服装史专家的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服饰经历了一场“胡化”过程，北方民族的裤褶（肥管裤）、衤两裆（背心、坎肩）、半袖衫等逐渐成为中原地区的常服。当然，北方民族对中原物质文化的影响显然并非仅限于服饰方面，当我们在古代汉文典籍看到诸如胡瓜、胡麻、胡桃以及胡笳、胡琴等等字眼时，自然会联想起北方草原民族的影响。 
　　在精神文化领域，北朝时期以鲜卑为代表的北方民族对佛教十分虔诚，并投入了惊人的激情，由政府组织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经典，为中国佛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的开发，为后世研究佛教在中国的早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艺术宝库；唐朝的繁荣开发，与中国封建社会的整体发展过程有关，但我们也不能忽略北方民族文化对唐朝上层建筑的影响，“胡风很浓”已成为大多数史学家对唐文化的共识；元朝的大统一，为国内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相互间的了解和交往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西藏云南等边疆地区进一步加强了与内地的往来。北方游牧民族在历史上还出现过诸多杰出的文人和科学家，他们不仅是本民族的佼佼者，而且在中国历史上也具有崇高的地位。如北魏东都洛阳城的规划者鲜卑建筑家宇文恺，金末元初的中原文豪鲜卑人元好问，元代蒙古族药膳学家忽思慧，孙悟空原型的创作者——元朝蒙古族文学家杨景贤，清代著名蒙古族天文学家、数学家——“卡塔兰数”的发明者明安图等等。都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中国社会历史的整体发展方面，北方草原民族的历史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翻开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至少在近代之前，中国社会历史的变革发展，主要是在黄河文化和草原文化的共同影响下发生的，从商周王朝与鬼方、猃狁的战争，到春秋战国诸侯和北狄诸族的关系，从秦国联合西戎、到汉朝抵御匈奴，从“五胡十六国”、到北魏六镇起义、唐代安史之乱，从辽宋、宋金对峙、到元朝的大统一，从明蒙关系、到清朝入主中原，始终伴随着黄河文化和草原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中国古代历史的主脉，正是在两种文化的对话中前进的。与之相比，长江文化的作用基本处于从属地位。 
　　在古代欧亚大陆的经济文化交流方面，游牧民族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著名的中西商路——丝绸之路的出现，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文献和考古资料看，这条以贩运中原丝绸为主的商路，最迟在公元前5世纪时就已形成。汉文史料表明，在张骞出使西域（公元前138年、121年）之前，中原人士、至少是官方的地理知识基本上限于葱岭两麓地区。因而最早向西亚、欧洲贩卖中原商品者，很可能是北方游牧民族。例如，春秋时代的游牧民族大月氏在中原被人们称为“禺氏”，即贩卖（西域）玉石的民族；而在古代的欧洲，他们却被称为“绢的民族”，即贩卖丝绸的民族。由此可以看出，大月氏人在春秋时代中西交流和丝绸之路的开辟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十分清晰的。其后，匈奴、鲜卑、柔然、吐谷浑、突厥、回纥、契丹、蒙古等民族都曾为开拓和控制丝绸之路付出过努力。如公元8世纪的突厥汗国为了控制东西商路，曾于罗马帝国联合，试图消灭波斯王朝，取代其中间商的地位，于是引发了长达25年的罗马与波斯之间的战争；同样，13世纪初叶，大蒙古国与花刺子模国之间的战争，起因也是为了垄断亚欧商路。应该承认，北方游牧民族为了弥补其单一经济的缺陷，对于商业交往有极其迫切的需求，使其在客观上对丝绸之路的开拓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从而也就为东西经济文化的沟通发挥了桥梁和纽带作用。 
　　大范围的游动生产、对商业往来的紧迫需求和历史上的频繁战争，迫使游牧民族处于永恒的游动之中，客观上成为古代欧亚大陆的“沙丁鱼”——激活因素。大月氏民族、匈奴民族、突厥民族、契丹民族的西迁，蒙古族的征服战争，虽然都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战火和血腥，但由此而带来的民族大迁徙、腐朽王朝的加速灭亡，客观上为世界民族的融合、不同经济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条件。以13—14世纪为例，蒙古四大汗国的建立，使亚洲大部分地区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和平的环境、发达的交通，使东西方之间的交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阿拉伯的天文学知识和天文仪器、医学、数学传入中国，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对欧洲而言，13世纪空前的东西文化沟通，对其未来历史发展的积极影响是无法估量的。中国最为重要的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正是在元代传入欧洲。可以说，三项科学技术在欧洲的传播，为欧洲社会的发展直至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奠定了科学和物质的基础，马克思认为：“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与此同时，西方人通过商人和传教士的纪录，对东方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和了解，以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为例，他对东方的系统描述，给欧洲基督教世界造成了强烈的震撼，一位历史学家在评论《马可·波罗游记》一书的价值时说：“它打开了我们对十三世纪的这个世界的想象力——这是费里德里希二世和异端裁判所刚开始的时代——仅仅是历史学家的编年史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它直接导致了美洲的发现。”历史证明，北方游牧民族所发动的战争曾给欧亚大陆造成过灾难，但北方草原文化也曾给中华文化的进步、世界文化的进步带来过激情和活力，如果没有北方游牧民族的历史活动，今天的世界历史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