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入主权领土、躲避侦察、杀害平民、扰乱经济的外部因素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被定义为安全威胁。并非所有新的疾病都是高致命性的，接触传染的，能够在国际范围蔓延，引发人们的恐慌。但能够做到这些的疾病就是对卫生安全的国际威胁。
在我们生活的世界，由于航空旅行的速度和流量，食品的生产和交易方式，对抗菌素的使用和滥用，以及管理环境的方式，健康威胁不断加剧。
所有上述活动都作用于对卫生安全的一个最大直接威胁：新出现和易流行疾病的暴发。
疾病的暴发属于特殊的公共卫生事件，这是因为此类疾病可以在不知不觉中不受遏制地跨越国境。微生物潜伏在毫无提防的旅客身上，或细菌隐藏在货柜中，对于它们，国界上的传统防卫不起作用。
所有国家都面临风险。需要人们建立起集体防卫，并共同承担责任，以保证这些防卫行之有效。
疾病的暴发如今比在三十年前更具威胁。这有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人类在地球上的居住方式导致新疾病以前所未有的数量出现。从1973年到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ARS）出现的2003年，三十年间，新确定了可能导致人类疾病的39种致病原。
一些致病原的名称是众所周知的：埃博拉、艾滋病毒/艾滋病，以及引起中毒性休克综合症和军团病的生物。其它包括新形式的流行性霍乱和脑膜炎、汉坦病毒、亨德拉病毒、尼帕病毒以及H5N1禽流感。
这是一个不祥的趋势，历史上从未有过，它显然将持续下去。
第二，21世纪的独特条件放大了疾病暴发的侵入性和破坏力。我们高度流动。飞机如今每年运载将近20亿乘客。SARS令我们知道，新的疾病沿国际航线传播的速度究竟有多快。金融市场相互密切交织。商业采用全球采购和即时生产。这些趋势意味着世界一个地区的疾病暴发引起的紊乱将在整个全球金融和商业体系内迅速反弹。最后，我们的电子联系将同样迅速地传播恐慌，无远弗届。
这就使各国都很脆弱，不仅是在病原体侵入其领土方面，在其它地区疾病暴发引起的经济和社会冲击方面也是如此。一些专家甚至说，再也没有疾病暴发“地方化”一类事情。疾病如果是致命的，恐怖的，或以爆炸性方式传播，必然会引起国际反响。
从积极的一面来看，因为世界的电子透明度，任何国家都难以隐瞒疾病的暴发。消息不断披露，为人所知。去年，世卫组织仅在那一年核实的197宗疾病暴发中，有52%以上是由媒体首先发出警报。
今年六月，经修订的《国际卫生条例》将生效。世卫组织第一次获得授权，可根据媒体报道采取行动，要求受影响国家进行核实并提供合作。如果这一要求遭拒绝，世卫组织可使用政府官方通知之外的信息，提醒世界注意具有国际重要性的紧急情况。这是走向集体安全的重要一步。
对新出现和易流行疾病的最佳防卫不是边界、机场和海港上的消极阻截，而是通过积极的风险管理，早期发现疾病暴发，并在源头加以阻止，使之没有机会形成国际威胁。我们现在完全有能力采取这种争得先机的行动。
我已经提到人类在地球上居住方式的变化产生的影响。列举其中一些变化有助于我们从多个层面理解卫生安全。持续不断的进化是微生物世界的生存机制。能够每天复制100多万次的微生物完全有可能利用我们留下的任何机会，适应、侵入和躲避。
机会是多种多样的。人口增长的压力迫使人们进入以往无法居住的地区，破坏了微生物与其自然宿主之间的微妙平衡。这就造成了新疾病出现的机会。
人口增长还导致人们与家禽比邻而居，造成了病原体跨越种属屏障的进化压力和机会。在有能力感染人类的新出现的病原体中，大约75%来自动物身上的疾病。
城市化促使昆虫媒介调整其繁殖习性。它们学会了如何在城市垃圾中繁衍。城市人满为患，卫生条件恶劣，也为一些众所周知的疾病，例如黄热病和登革热的爆炸性流行创造了理想条件。
环境恶化和气候模式变化导致一些已知疾病在人们意想不到的地点和时间突然暴发，引发前所未有的大量病例。
集约型的食品生产，包括在动物身上使用抗菌素，给微生物世界造成了新的压力，导致变异和适应，包括耐药性。
就人类而言，我们滥用抗菌剂导致主流药物迅速失效，速度远远高于研制替代药物的速度。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我们不妨想像世界上的主流抗菌素再也没有效用。我们必须记住：病毒和细菌的耐药株同样也能在国际上迅速传播。
世界卫生日今年的主题是国际卫生安全，侧重于对我们集体安全的这些复杂和相互关联的威胁。
在我们这个流动、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的世界上，新出现和易流行疾病产生的威胁殃及所有国家。这就更加需要我们面对普遍的脆弱性，在超越卫生领域的各个部门共同承担责任，采取集体行动。